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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文化于17一18世纪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

2018-04-12 08:49:00  作者:耿昇  来源:中国dafa888

dafa888下载 www.rjqxw.cn   中国儒家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近2000年的历史,而且于17—18世纪还传往欧洲,尤其是传到了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法国。其媒介一方面是17一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另一方面则是法国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中国儒家文化对于法国文化、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道德伦理、国家体制均有明显影响。

  17一18世纪,于欧亚大陆的东端,矗立着其势力达到鼎盛时期的大清王朝,在康乾盛世期间,儒家文化得以复兴和发展,儒家经典文献得以被重新考证、汇辑、整理和出版,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里程碑工程《四库全书》得以问世(1772一)。虽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文字狱之类不尽人意的事件,但此时毕竟是开创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兴旺发达的局面。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极,欧洲第一王国法兰西处在以“朕即国家”自居的“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一1715年)统治前后。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将路易十四比定为古罗马的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一公元14年)大帝。路易十四的心腹权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一1683年)于1664年开始创建东印度公司,从而开通了与东方(特别是与印度和中国)的交流;他创办了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1663年)、法国科学院(1666年)和皇家建筑学院(1671年),特别是创办了法兰西罗马学院(法国四大海外学院中的第一所,其余三所依次是法兰西雅典学院、法兰西开罗学院和法兰西远东学院)、专修东方语言的法国青年语言学院和巴黎天文台。世界上的首部《百科全书》——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一1784年)主编的《百科全书》也在这段时期问世,成了传播诸多学科的综合知识、抨击教会权利和国家反动势力、宣传科学和文化思想的一大阵地,并从此彻底改变了出版物的性质与形式,创立了百科全书派这个崭新的学派。

  那么在欧亚大陆的两极,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与以天主教文化为代表的法兰西文明之间,曾发生过什么样的交流、影响和互动呢?中国儒教文化是怎样在法国传播并施加影响的呢?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大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一1979年)于其名篇《中欧最早的哲学交流》一文中指出,这种交流对于双方来说,仅为一种粗浅的试探,但它们却具有深邃的后果与影响,丰富了古大陆两端的文明。本文试就中国儒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略作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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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儒家文化向欧洲的传播

  中国儒家文化于17一18世纪向法国传播的媒介,应归功于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书简、著述与译作。我们知道,入华耶稣会士们根据利玛窦制订的“适应中国文化”的策略,从事了大量有关中国科学和文化的研究工作。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在这一阶段,于传教中是失败的,在文化交流方面却功不可没。即使在文化传播领域,他们在向欧洲介绍中国儒家文化方面,要比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绩更大。

  16一18世纪,中国儒家文化的西传以及中国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施加影响的媒介,固然有商贾、游客和使节,但最重要者仍应首推入华传教士们。自16世纪起,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列强纷纷东来,传教士也就应运而生了。在来华的基督教-天主教诸修会中,除了耶稣会之外还有方济各会、遣使会、多明我会、冉森派、奥古斯定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新教诸会,等等。

  法国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大史学家圣·西门(Saint-Simon,1706一1825年)于其《回忆录》中,在1788年之下写道:“在有关中国祭祖和尊孔的礼仪问题上,近期所爆发的争论已经是乱哄哄的了。耶稣会士们允许他们的新教徒尊孔祭祖,而巴黎外方传教会却严禁如此行事……已经有人写了整整的几部历史著作了”。当时在法国确实出版大量有关这场中国礼仪之争的著述和译著,这场争论震撼了整个法国和欧陆。它事实上仅仅是由于发现不同文明,而在欧洲造成的动荡,也是欧洲对直到当时所坚持的特有文明之动摇的表现形式。同在1700年,培尔于其《历史批评辞典》中指出:“今天,整个欧洲都响起了传教士们的争执声。传教士们在欧洲互相指责,教廷枢机处、巴黎大学、王公和作家们都在此问题上不停地活动并作出了百种举措。非常奇怪的是,传教士们的分裂、他们的争执及其互相吞噬,却使他们取得了值得他们吹嘘的成绩与进展”。这就是说,在欧洲爆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反而促进欧洲形成了一股热衷于谈论中国的强大“中国热”风潮,从而促进了中国儒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实际上,中国礼仪之争的要害在于传教区是否允许已接受基督教归化的中国人,在不伤害基督教正统的前提下,实施作为儒家文化之特征的尊孔祭祖的礼仪;是否可以将基督徒们的“Dieu”比定为儒家学派的“上帝”或“天”;是否能以“天主”(“天主”无疑是一个起源于佛教的名称)之名而祈祷之。这也是欧洲人在与儒家文化交流中发生的撞击。

  欧洲最早的中国儒学和理学概念,出现在最早入华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著作中。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一1607年)是1579年在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字复初。他是利玛窦的先驱,是第一个用中文发表天主教教理书的人,即1584年于广州付梓的《圣教实录》。他也是第一个将儒家基本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的西洋人。他本人虽为意大利人,但其著作后来主要是在法国流行。罗明坚第1次向欧洲人介绍了Luzi(儒子或儒士),称他们为一类“圣人”。这可能是欧洲有关儒学的第一种印象。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于1615年由金尼阁用拉丁文文本刊行于世,1616年便出版法文版,随后于1617年和1618年再版。法国人通过此书,了解到了有关中国儒学的更多真实情况。因为该书于第1卷第10章中就明确提到:“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学治国,存在着大量儒家经典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叭逖悄壳氨黄毡樾叛龅难怠?。他认为儒士宇宙观中的某些思想,是“今天流行的观念”。此外,利玛窦还可能研究过理学宇宙观,因为他于1604年致耶稣会会长的一封书简中,曾明确地提起“太极”和“理”的观念。

  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5年)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区的继承人,系1597年往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字精华。他一生中有5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直至客死于华夏大地为止。他于1624年左右撰成一部《论中国宗教的某些问题》,但由于受中国礼仪之争毒化气氛之影响,它直到1676年才由西班牙入华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ico Navarette)用西班牙文本在马德里发表,刊载于其论战性巨著《历史研究》中。此书在长时间内,仅限于在传教士们的狭窄圈子中流传。该书的法文版于1701年在巴黎出版,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西赛(de Cicé)主教自西班牙文译出,从而使法国读者大众更加广泛地了解了龙华民的著作。此书后来还出版过葡萄牙文译本。它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儒家文化,特别是有关被欧洲人称为“新儒学”之理学的论著。这本小书也成了18世纪欧洲人士对儒家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宝贵源泉之一。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出版也颇具历史意义。作者于其书中指出,中国儒家文化完全是无神论文化,绝不是宗教文化。正是这本书,才启发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s,1638一1715年)产生灵感,写成了一本《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名中国哲学家的对话》,开创了中西文化“对话”体裁著作之先河。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一1693年)是比利时入华耶稣会士,于1656年到达中国的江西。他与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一1696年)、荷兰人鲁日满(Fianqois Rougemont,1624—1676年)以及奥地利入华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1624一1684年)联袂,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拉丁文本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一书。这几位入华耶稣会士都在华居住过30年左右。此书还带有一个中文书名《西文四书直解》。其中有100多页篇幅的绪论,全面介绍了孔子与中国儒家文化。其中的《孔子传》,疑出自殷铎泽神父之大手笔。此外便是《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译文系由这一批耶稣会士们译于1660年左右?!缎髀邸肥前赜砩窀冈诮贪钙诩?,于1667年被囚禁在广州牢狱中写成的。因为在当时广州监狱中关押着从北京和中国其他各地放逐到此的18名耶稣会士和4名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而且有关中国礼仪和汉语名词之争,也正是在那里展开的。出版该书的目的,旨在把孔子描述成了一位全面的世俗伦理学家,断定他的伦理准则和自然神学统治着整个中华帝国,从而支持耶稣会士们于近期间归化整个中国的希望。它也证明在华耶稣会士们直接介入了欧洲有关中国儒教文化与礼仪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此书既深入论述了孔子本人的学说,又介绍了晚期的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氏兄弟、周敦颐、邵雍、张载、朱熹以及明人的《性理大全》一书。事实上,《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是一部为利玛窦适应中国儒家文化政策辩护的书。此书在向欧洲,特别是在向法国传播中国儒教文化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

  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l666一1736年)神父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1698年往华,在华度过近40年后,逝世于澳门。西方第一个汉学讲座的创始人雷慕沙曾讲过:“在入华传教士中,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当首推马若瑟与宋君荣二神父。此二人之中国学问,非当时之同辈与其他欧洲人所能及”[1](P256)。马若瑟研究中国儒家经典,是为了从中寻找中国最古老的传说,特别是《诗经》中的隐喻,以证明中国创造形象文字和编辑经书之前,就已早知天主,从而有利于其布教事业。他将许多中国儒家典籍邮寄给当时法国皇家文库的傅尔蒙(Etienne Fouirnontt),如《十三经》和明人的《元人百种曲》(《元曲选》)。伏尔蒙的《中国孤儿》,正是根据马若瑟翻译的纪君祥所著《赵氏孤儿》而改编的。马若瑟还用法文翻译了不少儒家经典并撰写了许多有关儒家文化的法文论著,以向法国介绍和传播中国的这种居统治地位的文化。如其法文译本《六书析义》1卷、《前书经时代与中国神话之探源》、《中国语言志略》(1728年)、《书经》选择、《诗经》8篇译本和《经书解说绪论》。此外,他寄回法国的大量书简中,也都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文化。

  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一1737年)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他一生中曾译著过不少有关中国儒家文化的作品。如《中国哲学家之宗教史》、《礼记》多篇译本、《书经》拉丁文译文6卷、《中庸》拉丁文译本、拉丁文《中国历史》6卷、《中国人之礼仪与祭祀》和《汉文<四书>年代考》等,这些也是入华传教士们向欧洲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一环。

  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一1748年)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1703年来华,45年之后逝世于北京。他以6年的功夫,以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译著为底本,编写了巨著《中国通史》,于1737年寄至巴黎,但一直等到其死后才在1777一1785年间;分12卷出版。从该书530名预订人名单中,我们便可以看到法国18世纪“中国儒学文化热”高潮中的地区和人员阶层划分,也可以看到中国儒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概况。在已经考证清楚的474人中,巴黎326人,波尔多48人,里昂29人;军人85人(22.79%)、神职人员69名(18.05%)、法官43人(11.53%)、自由职业者42名(11.26%)金融人士41名(10.99%)、政府行政官吏30名(8.04%)、女贵族24名(6.43%)[2](P83—123)。

  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一1793年)神父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他自1750年入华,1751年晋京入宫,在北京生活42年和在皇宫中生活25年之后,当他获悉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消息后,因悲愤而突发中风暴卒。钱德明神父撰写了不少向欧洲介绍中国儒家文化的著述。如《孔子传》,1784年写于北京,其中广泛地使用了孔子的《论语》《家语》以及《史记·世家》《阙里志》,此外还有《圣门礼乐统》《四书人物别传》等载《中国杂纂》第12卷;《孔子传大事略志》,附24幅图像,出版于1788年前后;《孔子诸大弟子传略》,1784—1785年撰于北京,内附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和子路传,载《中国杂纂》第13卷;《中国历代名贤传》,多取材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连载于《中国杂纂》第3、5、8和10卷,其中主要介绍了某些儒生并配有图像;《中国兵法》的法文译注本,载《中国杂纂》第7卷,主要包括《孙吴司马穰苴兵法》的法文译注本;《中国古今音乐篇》和《中国古代的宗教舞蹈》,主要是论述中国儒家礼乐文明的。特别是他的《由经典古籍证明的中国历史之远古性》一文,载《中国杂纂》第2卷;这本长达300页的重要论著,解释了儒学最早和最基本的内容。其中特别以:“太极图”的形式,解释了“新儒学”——理学,他称之为“儒学近代形式”。作者长篇大论地解释了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的意义。钱德明认为,近代理学家们已丧失了《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一书所赋予他们的那种危险和令人烦恼的面貌。因为在他之前的传教士们,都偏受儒家经典的原文,而摒弃理学家们的注疏。钱德明认为理学家们的思想遭到了粗暴对待,但事实上是他自己并未注意到在自己身边广泛传播的唯物主义思想。

  韩国英(Pierre Martial Cibot,1727一1780年)也是法国入华耶稣会士,1759年入华,在华共生活22年,居京逾20载。他主要是一名动植物学家,但也向欧洲和特别是向法国介绍过中国儒家文化。他于《中国杂纂》第8—9卷中发表了《中国语言文学论》,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六书》以及儒家的道德、艺术、历史、宗教、文学、社交、风俗习惯等,特别是其中包括《诗经》若干篇的译文。除了孔子之外,韩国英于其书中还讲到了周敦颐和朱熹,他认为朱熹是中国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天才,酷似法国的培尔(Pierne Gagle,1647一1706年);周敦颐酷似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Pierre Bassendi,1592一1655年)。他认为周敦颐的“理气”学说要大大优于毕达哥拉斯(Pythagore)的对数、卡利斯特拉特(Callistrate)的质量论、德漠克利特(Démocrite)的宇宙原子论、泰勒斯(Thales)的“水是万物基础”论、笛卡儿(Descartes)的三种实体论、伊壁鸿鲁(Epicure)的原子说、莱比布茨(Leibnitz)的单子论。他的这些译介与比较,对于儒家文化在法国的传播,也起了不容忽略的作用。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一1743年)是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他自1735年起,推出了4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其内容全部是入华耶稣会士们寄去的书简和著述。当然也由杜赫德作过增删、改写和其他编辑加工工作。当时,中国儒学和理学的形象,在欧洲甚为微妙。如他于这套丛书第3卷中发表的《论中国当代文士的教派》,则是上文提到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的编译文。另一篇《中国程氏哲学家对世界起源与现状的观点》,系由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d’Entrccolles,1662一1741年)译自汉文的。这一套文集中,有关儒学和理学的著述相当多。再加上它已被先后译作英、德和俄文本,所以它流传更广和影响更大。

  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一1832年)虽然主要活动于19世纪上半叶,但他本人的经历就是入华耶稣会士们的著述影响的结果。他于1815年1月16日,在法兰西学院创设了“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文学讲座”。在他逝世后11年时出版的其论文集《亚洲论丛》第5卷中,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哲学》的文章。在18世纪时就被入华传教士和西方哲圣们捧上了天的中国儒家文化,又被雷慕沙过高地估计了,其玄学理论既模糊又不连贯。但全面来看,雷慕沙有关儒学的研究未有多大进步,他对道教的评价却频有影响。

责任编辑:张晓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