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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中国文化中的儒家

2018-04-08 08:55:00  作者:南怀瑾  来源:中华传统文化头条号

  
南怀瑾
  平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经常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涉猎博览,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时会,在偶然的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便被人误认我通儒学。等于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所以看过我的书,只可以认为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的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自然是枝条妙密,干叶缤纷,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随便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可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的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既如历代用于政治学术思想的,实质上,也是掺杂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也并非完全是儒家学说。
  讲到文化,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只要精细一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先不说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号,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开始,那个时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这些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就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把它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形成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好像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那完全是误解的结果。如果说自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由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孔、孟的儒学,因此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如何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须知道博古通今,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谎灾?,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不负平生所学,但很遗憾的是,从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陛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反是号称有「致君尧舜」之道,岂非春秋大梦。由此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乃至如「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便变成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了。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很保留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成为周延贯串中国文化诸子百家中的经络作用,永远不能脱离它的范畴,等于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生命活力而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衍变
  从周武王姬发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封建制度,并非犹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时势的趋使,无论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既如周初封建体制和师儒之道的精神,经过几百年以后,也便衰落而变质。
  到了春秋时期开始,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做为后世的准则??酌诺茏?,如颜渊、曾参是传承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时期的鲁国,还能保留周鲁儒术最为纯朴风气,这也就是后世和现在所说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如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术,便大有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说,也便各自主守师承,显现分歧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便完全捨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不绝如缕。
  刘汉兴起的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再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尽黜百家、一尊于儒」的时势出现。如果我们站在现代思惟法则来追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大致来讲,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一般自命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如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因此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便首先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虽然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并未能达到最高领域,而在那个时期中被认为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祖述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现世的政治和教化,还是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所说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不能完全厚非。
  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掘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的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而厌旧,但北方的学者,守旧而疑新,甚之,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大小乘佛学佈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
  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思想开放,从儒学的六艺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唯有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彙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几打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雄浑潇洒,风流倜傥的别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祸延朝野。由之而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的高明之士,厌倦时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宋明理学的兴起
  宋初名臣,即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因此而使宋朝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皆所不及。由此问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从此形成后世的师儒名教,专守程朱章注,即为周、孔的绝学。甚之宋史也变易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藉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右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皆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做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讧,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尊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甚之,有视宋明理学并未彻知儒宗,颇有异议,凡治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这一史实。
  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承先启后,应是由南宋末期的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出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明代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于亡。但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却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作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沟悦鞔逖?,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估绱说攘椒橇绞堑陌赣?,完全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可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渖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徒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甯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为皇太极、顺治、康熙继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师友之间,尊重周、孔经义,袭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百家)、王夫之(船山)、李顒(二曲)、顾炎武(亭林)等辈,皆是影响清朝二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一变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同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二百九十卷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但从顺治开始,由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牢笼天下士子的异心,而对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三代相习,皆以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的重译《般若心经》,雍正的专志禅宗,整肃佛教,乾隆童年即随其父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词章文艺,因此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词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寡д咚卸?。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如龚自珍(定盦)、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侪友好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烈。同治以后,文运再变,其中翘楚,便是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涤生),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述而不作,选辑《经史杂钞》一书,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馀事而已。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萌,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涤形?、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如捨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手髡诺氖欠嵌宦?,即以康有为渗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对于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有大启迪,此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与此同时,其间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深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瓖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原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常于广众中言自由、平等、权利诸说,要皆未尝无利,倘无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埂腹己杳垩?,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无中国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不能弭此祸也?!?/div>

dafa888下载 www.rjqxw.cn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在八十余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淹没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方兴未艾,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多情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亦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精神,待时而兴之志,诚可嘉赏。 

责任编辑:赵珂